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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严重了,贻害数十年。

    真正能够让现代缫丝让全民接受,得需要时间,得让那些既得利益者自己懂得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永久的保障,官方越是保护他们,他们越是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迟早有一天他们还是会被迫害的。

    朱敬伦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新的生产革新中取得利益的人群日益变多,他们会站出来说出他们的声音,当他们的声音占据主流的时候,也就是整个国家观念转变的时候,而这种全民正面看待工业化的观念,是一个皇帝强行推动不来的结果。

    民间的利益博弈政府不应该干涉,政府需要做好的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的,稳定的空间。所以朱敬伦觉得,政府只需要关心那些关乎国家安全的产业,比如兵工厂。

    至于民间工业,政府能不直接参与,就不要直接参与,让陈启沅这样的工业家做工部尚书,已经是朱敬伦能够接受的底线了,直接办工厂这种事情,他始终觉得不是正常的渠道,他就没见过有管办企业和国营公司成功的案例。

    但铁路这件事,却已经超出了民间的能力,他们既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资本,可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

    在很多国家的工业时代,比如美国、德国甚至日本,这些后进的国家,推动他们工业化的两大动力,一个是蒸汽机的运用,另一个就是铁路的修建。具体到产业上来,很多国家工业化积累过程中,一个产业是纺织业,另一个就是铁路运输业。

    纺织业不用说,纺织品始终是一种最大的消费品,因此纺织业能够解决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问题,而交通运输业则完全打破了就有的地域局限,第一次造就了一个国家范围的大市场。

    铁路还直接推动了德国和美国的钢铁产业,机械制造业,这两个国家的纺织工业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最后也成为发达的工业国,铁路可以说居功至伟。

    所以修铁路其实多年前就进入了朱敬伦的视野之中,他也没考虑过一开始就让民间去修铁路,他一开始就打算动用国家力量的。

    因此他在跟满清的停战谈判中,就加入了在满清领地上修铁路的一些要求。但那些他只是占着,并没打算立刻开建,修铁路的代价高昂,他最先要修的,肯定是在本国能够控制的国土上。

    目标早就有了,就是广九铁路,从广州修建一条通往九龙半岛的铁路,让广州这个大明的中心,跟九龙港这个目前的国际港口连通到一起。赫德当年还在建设九龙港的时候,就多次提出过修建铁路的要求,他认为修建这样一条铁路,可以让九龙港在跟香港和上海的竞争中占据巨大的优势。

    香港没有铁路也已经被竞争下去了,但上海以他独特的地利优势,目前依然能够跟九龙港平起平坐,这让已经当了门下中书的赫德至今都放不下修建铁路的执念。

    所以朱敬伦早就允准了,筹备过程几年前就已经展开,但是进展缓慢,最大的阻碍是土地的征集工作,中国从秦代开始就完成了土地私有的转变,可以说在中国,是有着最悠久私有制的历史。

    土地不但是私有的,还是神圣的,在地主眼中那就是命,所以除非政府采取强迫方式,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连续的土地,而修建铁路的土地则必须是连续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乃至让海关持续不断的暗中收购了三年多,至今依然无法完成全部土地的收购。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老百姓的祠堂和坟地问题,这些土地怎么都是不能卖的,无论出多少钱都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信仰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

    这件事让朱敬伦也感到很麻烦,强制执行吧,对政府的公信力是巨大的伤害,会激起极其强烈的抗拒,跟他本人的观念也不合。他可以对外强硬,比如摆开不惜跟英国一战的态度来吓唬英国人,让他们放弃苦力和鴉片贸易,但是对内他坚定的要采取柔和。

    他可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越南窃取矿产,但他绝对不能用强硬的手段夺取本国国民的土地。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在这个时代,全世界各大国的主流都是这样,历史学家总结为“对内协调,对外扩张”原则,西方国家一边在国内进行工业革命,一边不断的安抚本国国民,不断的下放权力给更底层的民众,一边则在国外进行疯狂的扩张,从经济方面说,这是将统治的成本向殖民地转移。

    从大国到小国无一不是这样,连小小的比利时都采用了这个原则,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有明君的威望,得到万民颂扬,可是他却在刚果殖民地推行最最野蛮的压迫制度,强制刚果的黑人工作,凡是稍有偷懒,鞭打只是小事,不能如期完成工作量的黑人的家人,会接受严厉的处罚,他们不惩罚宝贵的劳动力,却会砍掉劳工老婆或者孩子的手臂,一次完不成砍一只手,两次砍两只。

    最后比利时人在报纸上看到无数四肢不全的黑人小孩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无法接受他们爱戴的国王的做法,比利时政府才宣布将刚果收归国家,成为他们的国家殖民地,由政府同意管理。

    而利奥波德在比利时国内,却不断的推行现代话,建立议会制度,实现了君主立宪制的转变,显得异常的开明。

    就是利奥波德这一批19世纪君主坚持的执政原则,再经过工业时代的对内协调后,基本上大多数工业国都完成了平稳的过度,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而殖民地则成为未来一个世纪动乱的地狱。

    这种对内对外不同的执政方式,在中国也有理念,叫做内圣外王,不过在中国则始终只是一个理念,大家推崇,却没有机会实现而已。

    朱敬伦想试一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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