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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老百姓的盲目排外行为，一切以软化争取为主，他相信只要不突破地方乡绅们的底线，他们会始终保持中立，就好像当年清廷不减辨子，他们就不会起来抗争一样。
县令们发现没能鼓动百姓，看到一个个海关人员登上了各县的码头，在附近租了房子，挂上了海关的牌子，公布海关制度，派员向各个船只收税，朱敬伦的一切目的都达到了。
文官们发现，朱敬伦无法阻止朱敬伦无理的命令，顿时有些气急败坏，士大夫的脾气来了，他们甩了袖子。
南海县令周士俊脱下了自己的官服，然后让衙役鸣锣开道，徒步从县衙走向城门，手里拎着一个包袱，在热闹的人群围观之下，走到了归德门，让衙役架梯子爬上城门洞，垂下来一条红布，他打开包袱，将一个物件挂了上去。
接着又拿出一块血书白布，贴在百姓进出的城门旁，历数了朱敬伦的罪证，好一篇檄文，将朱敬伦描绘成了万恶不赦的乱臣贼子。
然后他穿着青衣布履，昂这套高的头颅，走出了城门，在门外上了一辆老仆准备好的牛车，出归德门走进了小市街上的人群之中，慢慢消失不见了。
“挂印了？”
所有县令的一举一动都在朱敬伦的监控之中，周士俊的举动，第一时间就被汇报给了朱敬伦，朱敬伦不由感觉有些好笑，周士俊在城门洞中悬了他的大印，悬挂大印就意味着弃官，意味着对上级的不满，意味着反抗。
刘备挂过印，痛打了上级派来的督邮一顿之后，挂印弃官，现在周士俊也挂印弃官，但总感觉有些不伦不类。
“还是文人的臭毛病犯了啊！”
既不敢站出来反抗，又要表现自己的凛然正义，除了在闹市挂印之外，没什么好办法，还是那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起来好听，不就是盛世出来锦上添花，乱世赶紧明哲保身吗，典型的文人士大夫苟且观念，根本就没有在大夏将倾时候出来力挽狂澜的勇气和魄力。
历史上无数文人，在乱世来临的时候，躲入深山，自夸隐士，国家安定之后，然后又被当政者请出来粉饰太平，所谓乡野遗贤大多是如此。
在朱敬伦看来，周士俊这些文官的挂印，更像是被惯坏了的少爷羔子，发脾气赌气什么都不管了的一种表象，如果他们真的要为他们的皇帝尽忠，那就该不顾一切想进任何办法，跟朱敬伦斗下去，陆秀夫、文天祥那种人，才堪当大丈夫。
但是朱敬伦相信，他们的这些举动，后世一定会进入史书，歌颂他们的高风亮节，可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作为士大夫阶层，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精英，完全没有担当的行为，却会被一代又一代的史书夸赞，因为史书就是他们编写的。
他们不肯合作，选择挂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的史书会夸赞他们做的很风雅，却不会说他们弃官等于拱手将权力交了出来，他们的史书认为他们不畏惧强权，事实上只是强权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换一个残暴的军阀，这种消极对抗的行为，完全可以砍了他们的头。
他们不敢动刀子，说成是文雅，他们不负责人，说成了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影响了所有人的世界观，周士俊已经是不错的官吏了，但依然这样，可想而知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周士俊挂印之后，第二天，朱敬伦就收到了其他情报。
广州十四县文官，集体在一天之内，闹市挂印，弃官而去，引起轰动。
看到方山担忧的样子，朱敬伦反而安慰他道：
“只是挂印而已，如果他们有种，全都吊死在县衙的门前，那倒是能给我惹点麻烦，现在吗，屁事没有。”
然后又道：“写任命书，找当地最有钱的富商，让他们出来当县令。”
方山皱眉：“商贾？”
朱敬伦点头：“是啊，该让他们站在前头了。”
十四县商人当官，前所未有的情况，第一次让商人站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他们第一次集体拥有权力，他们也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通告十四县，免除来年地亩钱粮！”
以商税代农税，这就是商人该担负的责任，权力与责任永远是分不开的，权责一体是社会的契约法则。(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