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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卖人，是把人收敛起来，卖给军队。
国民政府实行募兵制，由于连年军阀内战，兵源严重缺乏，后来在金陵成立了国民军政部兵役科，第一任科长叫朱为轸，朱为轸上任之后，先到日本考察该国的兵役情况，回国之后，着手制定了国府的兵役法。但这个法案的漏洞比筛子还多，简直成了玩笑。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服兵役、中学生不服役，仅此两点，就为无数富人阶级提供了让孩子逃避兵役的可能（在当时，花关系让自家子弟在机关挂上一个名字是很容易的；至于后者，贫苦人家的孩子，是很难上得起学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文盲总数，超过7成）。
兵役法颁布之前，虽然也有些许反对声音，却还是被通过了，并且在金陵附近选择四处师管区作为试点。但等征兵法推行起来，其中黑幕频出，百姓叫苦不迭，成了真真正正的恶政。
征兵法设两级，一个是师管区，设司令，由正规师副师长担任，并且区与师配合，征上来的兵就归该师补充使用；师管区之下有团管区，由地方上的行政专员负责，没有专员的，就专设一个团管区司令，负责临近几个县的征兵工作。
设立起这样的行政架构之后，便开始调查适龄壮年、检查身体、发榜公布姓名、抽签、最后按照签号的先后顺序征集壮丁入营。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公平合理的，但实际上，人为操作因素很多。
各地的乡、保、甲长成了肥差，他们在调查之先，就已经把富家子弟的名字刨除在外，农民想逃役，就得花钱贿赂；除了这些人，军医也成了热门人物，他们的一纸证明，就可以免除一个壮丁要服的兵役，于是，当初谁都不愿意去参加的征兵体检，现在却成了抢破头也要弄到手的好差事。
虽然弊端多多，但胜在来源广阔，于是，金陵政府便大幅度的增加了征兵范围，其中也包括北平的29军。
29军军长宋哲元，出身西北、中国著名的大军阀之一。他本来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张少帅率领东北虎突然入关，助力蒋公，杀了阎锡山和冯玉祥等人一个措手不及，部队一下子就被打垮了！
宋哲元、张自忠、韩复渠、孙连仲、孙殿英等人相继或降或叛，脱离了老上司——中原大战，以冯氏的下场最为凄惨，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化作乌有，这个从来没有军人骨气，素来以吃谁家的饭、砸谁家的锅；受谁的管、造谁的反而闻名于世的冯焕章，终于落得一个凄凄惨惨的可悲下场。
之后的数年，宋哲元苦苦挣扎，直到1935年《何梅协定》签署，他的机会终于来了。按照《协定》，国府军队不得在平津地区驻兵，蒋系关麟征、黄杰率部退出平津地区，由日本人操纵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29军瞅准了这个机会，乘势做大，宋哲元兼任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要职，冀察两省、平津两市的政务、军务，统统归其一人节制。
截止1937年初，29军麾下有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2个保安旅、1个独立旅、一个特务旅，另外还有直属军事教导团，冀、察、津保安队，总人数超过10万大关，势力膨胀得很厉害。
宋哲元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手中有人有枪，根本不拿金陵的蒋公当回事，国府军务部长何应钦就曾经很无奈的说过：“我们只能希望宋哲元听从命令，却不能命令他们。”
征兵法的通过，本来不关宋哲元29军的事，但这一次，他却很主动的选择了‘顺从’国府的政令，在平津等所辖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征兵运动，名为征兵，实则就是明抢。特别是那些到大城市来投亲无着的，天然就是兵源了。
但身为国家的正规军人，上街拉壮丁，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于是，马世仁这样的家伙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马世仁也不会亲自去抓壮丁，他做手脚的地方在征集费上。按照《征兵法》规定，每一个兵要发征集费2圆，他只发给乡、保长每兵每天伙食费2角，办公费5分，路上按照每天60里，同样是每天2角，统统计算下来，平均要花费8角钱上下，剩下的2圆就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这还不算完，等到接兵部队到来，马世仁又有新花样，只说现在没有兵，百般搪塞；部队长官当然希望接新兵到部队，也知道他是在敲竹杠，只得和他商量，于是马世仁开出条件，要把接兵日期倒填半个月——士兵在部队登记名册，是有军饷的！而这些新兵这半个月的军饷，价值大约是3个银元上下，自然的，这些钱也要由马世仁和接兵部队长按相应的比例平分了。
因为这样的恶政，马世仁之流，一到春冬征集之期，都会大大的发一笔横财，万八千的银元唾手可得，他的心情也变得非常之好，原因不言自明。今天他到火车站来，是为了送一位朋友，送行完毕，准备叫一辆黄包车返回的时候，忽然听见一个北平口音的年轻人在和人吵嚷，一时好奇，便站住了。
等到那个傻乎乎的大个子走近些，马世仁眼前一亮：真是肥猪拱门啊！看他这副德行，半傻不苶的，岂不是天然的好材料？真是，人的运道来了，城墙都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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