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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都闭上。我们县有四五十万人口，但是只有一所高中和四所初中，在校学生不足两千个。而且，由于“大革文化命”，停课搞运动，绝大多数老师受到批斗，无法教学，学生们在学校并没有上过几天正经课，要说学的文化知识，那是屁松屁松！
我还有一项义务，就是帮助杨箩筐写家信、读家信。
给箩筐家里写信的时候，我把他想说的意思在废纸上起个草，先念给他听，修改后再抄到信纸上。箩筐认真地把我写好信纸折迭起来，装进信封，粘贴好，小心翼翼地拿着，到连部交给通讯员盖免费三角章发走。
箩筐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都像小孩子过年收到压岁钱一样高兴。他把信封递给我，我拆封、念信的时候，他用贪婪的眼光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支愣着耳朵，半张着嘴，生怕漏掉我念出来的每一个字。一直到我念完了此致、敬礼和寄信人、年月日之后，他还总是止不住地再问一句：完了？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箩筐家里的来信大部分是他的父母寄来的，他们每次都是请生产队的老会计写信，语言半文半白，字体龙飞凤舞，我有时候连猜带估的只能明白个大概意思。
有一天，箩筐递给我的信封上，字体忸怩，十分生疏，我撕开封口，发现署名是“秋花”——箩筐上过两年小学的对象，便展开信纸，不假思索地开始念：“箩筐你好，我生了！”
箩筐怀疑自己听错了，好寄地插话问我：“什么熟了生了？”
是呀，生什么了？我心里也嘀咕。
“孩子包（抱）到你家来了！”
我念完这句话，直埋怨箩筐：“你咋没到季节就播种了呢！“斗私批修”的时候可是没有听你说过这件事。“
箩筐变了脸色，惊恐地说：“我是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才、才认识秋花的，在到部队来的前两天晚上，我们第三次见面，是她主动提出来的，我当时只是“私字一闪念”，谁知道怎么就、就------“
我安慰箩筐：“别着急，这不算什么大事，说明她那块土地肥沃，你的种子优良。”
我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了，人们常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到部队还不到六个月，秋花的肚子难道与别的女人不一样？
这件事我报告给班长，班长报告给排长，排长又向指导员报告了之后，很多人都知道了。多数人表示气愤，主张箩筐与秋花吹了，或者回家去杀了那头偷吃别人草料的跳槽驴。也有人劝箩筐说：这事算了，管他谁的种子，播到你的地里，长大了就是你的庄稼，反正将来秋花生的孩子管你叫爸。
我知道在与秋花吹与不吹这个问题上，箩筐很难下决心，默许这件事，心里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与秋花吹了，自己没文化，家里又穷，很难再找个对象。为了给秋花家送彩礼，家中已经把能换钱的东西差不多都变卖了，现在除了一点裹腹的口粮，已经是风扫地，月点灯，太阳照身暧烘烘。
机关政治协理员室以组织的名义给箩筐家乡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发函，请他们调查此事。过了很长时间，对方才复函答复说，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在秋花她们村驻队的时候，与秋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公社革命委员会已经对那个副主任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方还说，秋花与箩筐只是确定了恋爱关系，并没有领取结婚证书，他们还没有正式结婚，所以，那个副主任谈不上是破坏军婚，只是一般的生活作风问题。
箩筐与秋花最后没有“吹”，1970年冬天从部队复员后，他与抱着别人孩子的秋花结了婚。
警卫通信连的战士们都说杨箩筐是“种瓜得豆”。(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