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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奇迹。
对诸多采取对抗态度的地主士绅来说，吸引力还是有的，就是不甘心。
没有了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所有权，他们的超额利润和过度剥削，将不复存在，只能在“劳人党”的新框架中进行公平竞争，这是非常不甘心的，少赚了，就是亏本；少剥削了，就是损失。
可跟“地上魔都”的行为手段比起来，“劳人党”的合作方式，完全算不上“巧取豪夺”，因为武汉集团对外来无靠山势力，基本上就是吃干抹净的态度。
时间倒退个几个月，可能还要讲究体面。
但是整个帝国的战争气氛如此浓烈，中央核心区几个重要省份都爆发着战争、冲突、矛盾，各个市场的体量都在迅速萎缩，涉及到军事的行业，快速地吞掉了本该用在其他需求上的工厂生茶能力。
而军工投入是死的，并不创造利润，也不创造价值。
军事上的投入，是为了保障非军事投入的回报和收益，本身是死的投入，投进去多少，就是多少。
这也连带着武汉国民议会在明年的预算中，很显然地削减了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公共卫生的投入，直接砍掉了三分之一，这注定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甚至在恶果显现之前，本来还在观望的中小型企业，第一时间选择了倒闭、关门。
武汉三个工商区，先后出现了“倒闭潮”，这不是靠行政命令可以扭转的，哪怕武汉方面超发货币，也不过是饮鸩止渴，大企业家拿到钱之后，只会笑纳，而不是将其转化为员工福利。
实际上也是如此，如果武汉真的按人头发钱，其实并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会导致物价上扬，是按人头发钱的模式有极大问题，武汉国民议会是将超发货币给了资本家、工厂主，期望以点带面，
可现实不会按照任何一种想象出来的规律运转，资本家、工厂主拿到“救命钱”“救市钱”之后，第一时间揣腰包，留给底层工人的数量，少得可怜。
需要钱的人依然没有钱，想象中的资本家、工厂主再次分配救济没有发生，那么整个市场，完全无法挽救。
湘北地区的地主士绅，普遍受教育较高，也普遍往来于武汉和长沙。
两地的情况，都是心中有数的。
和武汉国民议会不同，“劳人党”严格来说，一直都是按人头发钱，票证和实物货币、家庭日常需求物，其实在这时候就是现金。
然而“劳人党”治下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一点，其实王角自己也搞不懂，但是湘北那些消极对抗的地主士绅，反而看得更明白一点。
因为如果换作是他们，从票证入手，至少有十几个环节可以让他们上下其手大捞特捞，更不要说以往作为底层官吏的帮办、帮闲，那种派发的家庭日常必需品，最基本操作就是“倒尖”。
所谓“倒尖”，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湘北，就是赈灾粮一斗冒尖，小吏上去就是一脚。
把尖尖的粮食踢得撒了、倒了，剩下的，才是领救济灾民的。
而倒了撒在地上的，便是他们得了。
“劳人党”在诸多环节直接断了念想，这就出现了明明应该是货币超发甚至是滥发，结果并没有出现物价飞涨、钱不值钱的状况。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又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老百姓手里的那点票证或者实物货币，自然也会拿来改善生活状态。
哪怕只是储蓄，“劳人党”掌控下的银行，也不会说卷款跑路。
其中的特点，说来说去，便是信心二字，而这，便是在唐烎负伤考察湘北地区之后，很大一部分地方士绅终于选择合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