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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起身前往。可是行在路上之时，却传来了孙可望意图借此机会谋害于他的密报。
送来密报的乃是李定国的一个心腹，接到消息李定国可谓是左右为难。李定国停在了半路，孙可望在三天之内竟连下七道命令要求李定国前往，而接下来的几天之中，接二连三的有人赶来向李定国密报孙可望唯恐其功高震主准备在军议之时将其杀死，其后以孙可望本人的亲信冯双礼来统领李定国麾下的大军，报信之人其中也包括刘文秀的儿子。
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早有矛盾，早在张献忠身死后，大西军余部为图生存的会议中孙可望便与李定国的“扶明”主张向左，后来在李定国的以死相逼之下，大西军南下云南借平定沙定洲之乱的契机占据了云南。
这期间大西军乃是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共同秉政，但随着大西军摧枯拉朽般的收复了云南，孙可望的野心在一些有心人，如任撰等人的怂恿下极度膨胀。昆明的“演武场升旗事件”之中，孙可望便借责罚李定国来确定了他大西军最高统帅的身份，而后在与明廷之间的册封秦王的争议之中，孙可望更是借助于明廷的权威彻底压倒了李定国和刘文秀。至于艾能奇，则在这期间就已经去世了。
永历朝廷在走投无路下完成了与大西军的合流，永历天子也被软禁在了安隆千户所，孙可望也早已自称国主，但是在他看来，永历天子以及在大西军中与他地位相仿且手握重兵的李定国、刘文秀这三个人对他的地位威胁极大，尤其是后者与前者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孙可望与李定国的身边也多有挑唆二人不和的明廷文官。如原云南副使杨畏知就曾在孙可望面前煽风点火：“将军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而他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面前，却又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孙”字大旗。
明廷的文官意在分化大西军众将，以维护明廷的权威和利益，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系列的挑唆之下，二人本就已经存在着的裂痕就更为深重了。
接下来到了去年，李定国取得了桂林大捷，尽管在献俘等事宜上都尊重他这位身居贵阳的“国主”，对在安龙的永历朝廷只送去了一份报捷奏疏，孙可望对此大为不满，竟在衡阳大捷中秘密指使冯双礼违背与李定国的约定，导致了李定国无法趁机围歼那支满蒙八旗的重兵集团。
前不久，借保宁之败孙可望剥夺了刘文秀的兵权，将其投闲置散。此番有此一举，想来也并非没有可能。
“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艰，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与抚南弟同起云南，一旦絓误，辄遭废弃。忌我，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
回到了永州之后，李定国对此还是无法释怀，满怀悲愤的向部将说道。
二十几年的兄弟之情啊，可是接二连三的消息传来却使他不得不相信孙可望的那份杀其人夺其军的密谋。况且这等事情孙可望并非做不出来，当初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中张献忠的正妻与宰相汪兆龄位在四人之上，便是孙可望挑头将二人杀死，四人才得以帅军离开四川。如今看来，不过是故技重施罢了。
不能继续在湖广呆下去了，否则大西军必然将会在自相残杀中走向灭亡，而因此获益的则只有满清。
回来的路上，李定国便已决心帅军离开湖广。不过眼下对他而言却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向南重返广西战场，而另一条则是前不久一个刚刚受封为侯爵的浙江明军大帅派人送来的邀请东进江西，合力收复南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