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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颖而出的货币之王。
经济危机时，执政者或许仍旧青睐主流呼吁的更多救市援助与政策刺激，若是如此，结果也仍将是奥地利学派的洞见一再地被反复验证。只有让市场发挥作用，健康长久的自由与繁荣才能成为稳定的现实。
彼得·希夫（PeterSchiff）有句话说得精彩：
“越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越需要资本主义，因为在经济繁荣的时期，我们至少还有钱能应付政府干的蠢事。”
外二篇你又变穷了一些---关税有害无利
关税，相当于对进口商品征收的销售税，于4月8日起，关于它的新政生效，细则不在此赘述，总之，就是关税收得更多了。
设想一下，住在东北的王小二从远在岭南的陈小明的店铺买了一堆商品，这中间是否有其它苛捐杂税在此不予讨论，但至少没有一个叫“关税”的税种。那为何王小儿从国外的小明·威廉姆斯的店铺买了一堆商品，就必须多交一笔关税？凭什么一道人为划出的国境线改变了两个普通人之间的一次平凡交易的性质？
为关税辩护的人通常会举出几大理由，不过，首先要指出，这些支持关税的人往往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们不会支持其它国家对自己出口的商品加重关税——国境线这边对外的关税他们支持，国境线外边对自己这边的关税他们就不支持了——这种逻辑上的不连贯，起码说明他们大概知道关税不是什么合乎世间常理的好东西。
关税是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核心主张之一。需明确一点的是，重商主义这个名词看似是“重视商业”的一种主义，但其实它是一味追求贸易顺差、追求囤积金钱的一种反自由市场、反资本主义的理论。重商主义一度统治着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直至亚当·斯密引领的古典经济学将其批判得体无完肤。尽管重商主义已被驳倒200余年，时至今日，它的一些思想依然阴魂不散，贸易保护主义的痕迹四处可觅。
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之一，支持它的一大“义正辞严”的理由是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兴起，尤其是对处于所谓“婴儿期”的行业。那关税能保护国内尚处“襁褓”中的行业吗？诚然，它能提供保护，但同时，它“保护”了消费者不会买到更物美价廉的外国商品。
比如，一个缺乏湖泊河流的内陆国家对进口鱼虾等水产品抬高关税，这的确能促进该国水产行业的蓬勃发展，但这么做的荒谬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该国人民将无法再享用到物美价廉的水产品。结果是肥了在这个缺水内陆国家养鱼虾的渔民，却苦了其余的老百姓——关税保护了某个国内产业，很多人只在意这看得见的“好处”，却忽视了其余广大消费者所损失的福利。
进一步讲，在市场中，如果一家企业前途似锦，那处于“婴儿期”的头几年亏损并无大碍，毕竟有不少投资人看重长期发展而不指望立马产生盈利回报；相反，如果一家企业不具备那类潜能，拉不来投资贷不到款，居然需要贸易保护才能生存，那这或许说明它会浪费资源、降低经济的效率，所以，何苦让它存在呢？况且，要打造一家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有几个不是通过在市场竞争中拼搏出来的？
支持关税的另一大声音是保护国内就业（关于盲目追求就业，我以前写过一篇短文驳斥，请点击：《为什么不用勺子挖运河？》），且不论追求就业而不顾效率和进步是多么地不合理，这种观点在看待贸易上也十分幼稚。很多人没意识到，贸易是双向互动的，归根结底，你实际是在用出口换进口。缩放到个人层面，亦同此理，就是你首先要创造财富，赚了钱，你才有能力买东西满足自己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用一个简化的两国场景解释一下：X国商家出口产品进入我国销售后，终究这些商品赚得的是人民币；X国人赚到了人民币，他们拿着人民币回X国能进行日常消费吗？显然不行，然而，X国人赚到的人民币可在中国用于投资或消费，譬如，可购买中国的茶叶带回X国，或是投资一家福建茶农，其结果是促进了中国茶市的繁荣，增加了茶叶市场的就业。当然，X国人也可直接将人民币兑换成X国的货币回国使用，即卖人民币买X币，此时，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相对于X币会出现贬值，随后，这使中国的产品对X国人来说更实惠、更有竞争力，推动X国民众购买中国货，即增加了中国的出口，中国的出口厂商的发展和就业则随之提升。
这一切都是动态的。当你通过加收关税抑制进口商品时，也是在减少外国人获得人民币的渠道，这样一来，诸如上述刺激茶市等投资和消费没有出现。另外，浮动汇率调节着整个过程，此刻，相对更加昂贵的人民币使中国商品对X国人更高价、更不具吸引力，结果是出口量也不及本来可以达到的水平。有人可能会说：“那就干预汇市，压低汇率呗”，但是，错上加错不等于对，人为压低币值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拱手将财富送给外国。最终，由于关税，原本会诞生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被遏制了，而就业也未必见得会相比无关税的情况下出现净增长。
那既然关税这么糟糕，为何仍旧普遍存在？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个原因（关于这一点，可能会导致此文被删除的评论我就不说了），还有一主要因素是源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某家巨头企业或某一企业团体为了避免面对外国企业进入后的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它们会游说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例如提升关税。它们搬出的理由除了前文提到的方面，还可能包括民族荣誉、国家安全等等不大靠谱的借口。这种政治游说的成功案例并不罕见，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对此有专门解释：集中的利益与分散的成本（concentratedbenefitsanddispersedcosts）。
假设，美国农业利益集团游说政府提高进口小麦的关税，以保护本土种植小麦的农民。关税提高后，原先相对价更高的美国本土小麦占据了更多的市场份额，现美国3亿民众买面包、面条等小麦制品更贵了一些，平均下来一人每年要在这上面多花10美元。这10块钱微不足道，一年多花这一丁点钱，对绝大多数人不疼不痒。然而，3亿人每年每人多花10美元，总和就是每年30亿美元的巨款。美国消费者多花的30亿美元当然与外国小麦农夫没关系；这其中除了政府征收的一部分关税，更多的部分都进了美国小麦农夫的腰包——为了每年增添几十亿美元的收入，规模只有几万人的小麦农夫组成的利益集团有很大的动机与激励去游说政府提高关税，这是集中的利益；另一边，3亿美国人几乎都对每年多花10块钱毫无所谓，这是分散的成本。最终，一个降低经济效率与生活品质的关税，顺理成章地出台了。
美国19世纪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George）针对贸易保护主义有过一句极其恰当的经典评判：
Whatprotectionteachesusistodotoourselvesintimeofpeacewhatenemiesseektodotousintimeofwar.
贸易保护教给我们的是，在和平时期，用敌人在战争时期试图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我们自己。
最好的关税税率，不多不少，就是0%。自由交易一定是双赢的，这没有任何例外，相反，关税等限制自由贸易的干预都是双输的政策；它不仅伤害了外国商家的生意，也损害了国内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而受益的只是占少数的利益集团人士，其余的人都变得更穷了一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