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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的残暴付出代价。刘因一路行来，见到了太多蒙古人和色目人遭到劫掠，财产被夺走，妻女被奸淫，而后被杀死。可是这些行凶之人，却往往不是侵入中原的南军兵卒，而是普通汉人百姓。可见痛恨蒙古人的并非只有江南人，也包括饱受蒙古人蹂躏的北地汉人。
不过刘因觉得这些普通蒙古人和色目人同样无辜，他们或是先辈也是受到蒙古权贵的驱使侵入中原，该受到惩罚的而非这些普通百姓。但是那些权贵在南朝大军到来之前，大多已经携家带口北逃，留下的皆是这些蒙古平民承受灾难。
刘因无力改变形势，但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些无辜者发声，为他们请命，却不是成为民族仇恨的牺牲品。而要保全他们则首先要劝服南朝皇帝，使其阻止仇杀悲剧的发生，避免两族间一代代的相互征伐。
可要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刘因明白仅仅靠圣人之言和几句大道理是无法做到的，而应该让南朝皇帝及南朝众臣们明白还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征服草原，避免两族间的战争，并能够从中受益。
想到此，刘因拿过案上的纸笔，展笺提笔在上边写道‘人性皆可与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他文如泉涌，笔若游龙，洋洋洒洒写下自己所想，分析了当前形势，展望未来战事发展，提出了民族和解避免战争的方略。
首先写道当前大宋武力强盛，经济繁荣，已经锁定胜局，收复中原近在咫尺。而蒙元大汗昏聩，官员腐败，暴政之下，民生困苦，朝野怨声载道，已经失去了上天庇佑。大宋兴义军，伐暴政正是民心所向，但滥杀无辜有损天德。
接着刘因继续写道‘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而同生天地之间，其中大有能知礼仪，且愿为顺民者，已与我华夏之人无异。’
因而在征伐中应诫谕军中将士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今所俘获伪元官卒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义，以革其故俗。
对于元人来归者，皆应推诚待之不疑，施之以恩，犹欲怀之以恩，不谓豺狼不可驯。对于有一技之长者，可以加以留任。或可征召为伍，给予厚利，随军北上为国征战，讨伐叛逆，使之诚心归附。
对于滞留中原的蒙古和色目人应以国民待之，不分高低平等视之，督促地方官员保护其性命及私产，严禁他人抢夺。按律分与其土地及农具，不加征税赋，勿滥发徭役。经商着准其从之，照章征税，不可以另类视之。
只要能人尽其能，尊其风俗，则民心可收，边境可定，必将使敌纷纷投靠依附，两族间矛盾缓和，为长治久安打下基础。长久以往，便可知汉俗、明礼仪、通婚姻，修习圣贤，则两族相融，难分彼此。
对于遁入大漠深处的蒙元残余，刘因的建议除了征讨叛逆，修变成抵御侵袭外。他着重强调了边贸的重要性，因为那些崛起的枭雄们亟需和中原进行边境贸易：从汉地获取物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草原世界的政治组织程度越低，草原上的强者越需要通过和中原保持贸易来加强自身权威。
但是他不建议采用完全开放的汉唐时代的贸易状态，因为这意味着那些草原新贵能代表整个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而他们一旦获得战争需要的铁器，甚至火器，便具有了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实力，因此对贸易规模和种类要加以限制。
另外则因为蒙古对金和南宋的征服是草原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征服中原世界，杀戮所带来的痛苦记忆和恐惧感，都是汉唐时代未经历过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初年的匈奴、隋末唐初的突厥、唐中后期的回纥，虽然时不时会在边境地区抢掠一把，但通常都满足于从维护贸易秩序和中原政权的额外馈赠中获利，有时还会为中原王朝当雇佣军去对抗其他敌人。
而现在蒙元残余，或是分裂出来的部落的诉求也许少了政治方面的内容，但蒙元征服的记忆注定让宋朝不可能同意这种名义称臣下的边境贸易，而是选择平等贸易，甚至可能会断绝这些势力尽的不相往来。而这做法在其看来同样不可取，只有通过贸易才能对其施加影响，并加以同化，从而逐渐将他们完全汉化，归于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