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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为世人诟病。在靖康之乱后，中央禁军基本被打散，赵构以自己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元帅府兵以及各地的勤王大军为基础建立了“御营司”。当时的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四川的吴阶分别领其中一军，并改名为“行营护军”。
但是这些军事武装大都在战争中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统军将领的私人武装，既不属三衙统管，枢密院也调动不了，只听命于主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赵构迫于大敌当前，不得不承认这些军队的合法性，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而随着抗金战争的深入，武将的权力不断膨胀，赵构也就越来越坐卧不安，对拥有兵权的大将更是疑忌，于是谋划收回地方军将的兵权，结果中兴四将被罢黜，而岳飞被杀，令本已分散的兵权再度集中赵宋皇室手中，保证了赵宋王朝的延续。
至于岳飞之死，说法很多，至今也是争论不休。但是赵昺以为将这件事放到历史背景之下，岳飞之死与南宋初年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息息相关，是利益纠葛中的牺牲品，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当蒙元崛起后，面对威胁，宋廷又不得不依重走老路，依靠边军阻挡敌军的入侵。
表面上虽然为形成割据，但事实上已然形成由武将家族控制地方的局面，也为宋朝的灭亡埋下伏笔。而这种悲剧在南宋各个时期也在不断上演，他以为这与战争的形势，皇帝个人能力及国内形势息息相关，且出于对藩镇割据的防范。
至于到了赵昺历史又重演了一次，这里事情反而变得简单了，可以说是和平整编。但这也是形势所决定的，宋王朝彼时已经全面崩溃，禁军在战争中几乎损失殆尽，所依靠的地方军队在元军的打击下或败或降，已经不成气候，无法形成割据势力。
到赵昺继位时，行朝控制的军队就是一盆杂烩菜，禁军和淮军又在崖山之战中被打残，而新兴的帅府军势头正盛，使得他可以顺利收回兵权。在琼州巴掌大的地方，也无法形成割据，大家伙也只能抱团取暖才能够活下去，而此时的宋廷在蒙元眼中更像是武装割据势力。
即便如此，赵昺还本能似的将军队分成了两个体系，一个是亲自调遣的御前护军，一个是归于枢密院指挥的禁军。现在想来他不自觉的行为更多想的是如何自保，而不是相互制衡，不过他也理解了为何宋朝的历代皇帝们为何痴迷于建立‘大禁军’，因为如此才能心安啊！
进入江南后，当时的形势下赵昺将禁军划分为两个大的军事集团，全部分驻各地，并设置制置司。由赵孟锦和江钲分别统领江东和湖广军政，而临安和腹地地区则由他直辖的御前护军驻守，实际上形成了类似于唐朝时期的军镇制度。
赵昺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形式有悖于宋朝的制度，但他认为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最为有效的方式。当时地方军尚未建立，禁军承担着守卫边境的职责，一旦有战事发生，镇守在边界地区的军队可以做出快速反应，而制置使能够根据情况调动各种力量迅速投入战斗，避免层层请示贻误战机。
当然这种方式在朝中也是充满争议，认为如此地方权力过大，削弱了朝廷的统治力。一旦主帅经营日久有形成当年吕氏集团控制边镇的可能，其若有异心对大宋来说就是灭顶之灾。赵昺知道臣僚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毕竟赵孟锦是赵氏宗室，其若坐大谁敢保他没有夺位之心。
江氏一门在抵御蒙元入侵中的功劳有目共睹，在朝在野都有崇高的威望，且江璆和江钲兄弟皆是朝廷文武重臣，子弟也多在朝中和军中为官。若是他日有了异心，相互呼应，便会威胁到朝廷，胁迫皇帝。
彼时赵昺没有听从群臣的谏议，执意为之，一是出于自己对军队绝对控制的信心；二是对他们的信任，相信他们不会背叛自己。但是刚刚听王应麟的一番话，他有所醒悟，自己对他们的信任，其实也让他们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
当下赵孟锦前时欣然接受提举鸿庆宫之职，辞去兵权，江钲现在疏于对军队的管控，很可能都是为了‘避嫌’，以免引火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