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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范仲淹驻马，看着远方的青冢，吟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千余前宣帝南征北讨之后，还要赖此一女子抚绥蛮夷，统军之人至此，岂能无愧色？”
徐平道：“对于蛮夷或征或抚，本无一定之规，择合用者为之。只是朝廷大政，以一弱女子一身当之，有些令人不齿罢了。统兵之人有愧，居庙堂理朝政的人，难道就能够心安理得？朝廷大政，文武并用，文事不修，武事自然败坏。文用于内，武用于外，内为根本之基，武以别内外而已。故宣帝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杂之。”
范仲淹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这涉及到两人深层的治国之道的区别，不是徐平一两句话就能说服范仲淹的。这几年来，徐平对自己的整个治国理论越来越成系统化，已经开始自成一派。儒家系统内的治国理论之争，不脱《春秋》、《尚书》、《易》这几本经，其余的没有这么严重的原则争论。《春秋》讲的就是华夷之辨，内外之别，在这一方面徐平慢慢走到《春秋》这一派的儒生的道路上。一讲文武，必讲内外，成了徐平的习惯。
文明是一直在延续的，认为自己来自一千年后，就比这个年代的人有见识，那也未必见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有一个时代文明立足的根基，不是靠着后世的三言两语就可以当先知。只能扎根于这个时代，才能真正引领这个时代前进。
跟这个年代的读书人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因为两者立足的事实不同。
徐平前世是被教育汉文明是人类惟一延续数千年的文明，绵延不绝，有格外强大的融合能力。纵然一时挫折，也无需担忧，纵国灭，汉族文明不会灭。
这个年代的读书人没有这么乐观，汉文明曾经不绝如缕的危险一直在他们心头，重兴汉家江山对他们来说是一副千钧重担。自汉亡，经过短暂的魏晋之后，永嘉南渡，五胡乱华，鲜卑北魏建立，后来的中原王朝都是与鲜卑一脉相承。包括隋唐这两朝，都脱不了跟鲜卑北魏的关系。本来以为唐朝算是重兴汉室了，结果又是五代乱世，掌控天下的依然是沙陀和粟特人占上风。现在北方的契丹，那一套制度也不是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实际还是鲜卑北魏的传统。范仲淹这些人，面对这种局面，沉重可想而知。
其实何止是这个年代，契丹之后是女真，女真之后是蒙古，蒙古之后是明，明朝之后又是女真。除了中间的宋和明，其余全部是跟北魏鲜卑一脉相承，到满清朝鲜卑的传统算是到了大成之时。算一算这些朝代的传承，比宋和明这两朝还是占上风的。
在徐平前世，学历史的本来就有一种思潮，把鲜卑之后的北方民族传承连起来。从北魏之后算起，把一脉相承的隋唐加进去，而后接上辽、金、元和清，就是远比以汉族为中心的王朝更替更加久远的传承。认为宋朝不是统一王朝，而只是另一个南北朝，一定要把契丹和女真称为辽朝和金朝，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汉武帝独尊儒术，但对天命所归采用了阴阳家的一套，即五德终始。后来刘向父子又提出一套五行相生，便出现了闰朝。本来刘向父子的原意是把短暂的秦朝视为闰朝，但在后世，统观历史的时候，后人以汉族为中心的王朝更替观，就有人把元和清视作闰朝。但真正说起来，论传承的联绵不绝，宋和明相对于北方民族的传承更替，反而更像是闰朝。
徐平前世的历史教育是在这两种思潮的夹击下进行的，于是一方面强调汉文明的绵延不绝，另一方面又格外吹捧鲜卑北魏一系传承。夹于这一传承中的宋和明两个朝代，被讥讽谩骂的最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总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偏向了哪一面，便就会对历史形成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必然会影响对历史的解读。
谈治国，谈理政，必须要以史为鉴。而以史为鉴，自然就有一个读史的态度，这种态度必然会表现在政治行为之中。
与这个年代的读书人比较起来，徐平没有一定要把鲜卑传统拉进文化体系的包袱，自然也就另成了一派。这一派其实也是后面百十年的主流，因为与契丹一直和平，对党项的战事处于上风，文化心理已经变了。徐平这几年的大胜，不过提前了这个进程，而且大增加了新成长起来的读书人的信心。
范仲淹在儒生们心中的地位比徐平高得多，但论起思想的前途，就是徐平占上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