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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通行也！数百石大艘可通大洋者，仍应禁也。而一二百石之小艇沿边行走者，应通行也！况庙湾设有汛游击一员，海防同知一员，海州云台山亦设有游击、守备数员，足供稽查而资备御，无庸另议防守增添兵弁也！至货物之纳税于经管，船只之挂号于本地，皆有旧例可遵。特恐事属新复，贪黩官役。或借稽察以行私，强横弁兵，或假巡拦而生事。甚之势要光棍，霸行渔利，种种厉民，皆不可定。尤祈严勒督抚提镇等官，加意禁止。如有前项害民事迹，许小民指名控告，督抚即严行参问，或科道防实指参，依律重行治罪。务小民得安生理，以享乐利，所关非渺小也！缘系详陈海边贸易事理，字多逾格，统希睿鉴。勒部一并议复施行……？“
这份奏折是杨峥前两日，让徐朗所些，徐朗长于文采，对大明禁止海的指令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份奏折写来，可谓是畅快淋漓，文采飞扬，难得是奏折还十分的讲究策略，先是给皇帝戴上一顶高帽――“仰见我皇上为民谋生之至意，诚恐查议稽迟，难苏民困也……不几徒虚特旨，而仰负隆恩乎？”然后，开海禁的区域、船只作了区分，并充分考虑了“海防”之重，并“细”至“字多逾格”，可谓是做到了谨慎又谨慎，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不想给明日的言官、御史留下话柄了。
杨士奇默默看完了奏折，并没有急着说话，而是端着茶杯喝了一口茶汤，道：“你想请皇上开海禁，为何还要下西洋呢？ 西洋之行在士林之中口碑如何，你不是不知道吧？”
杨峥道：“这个小弟自然知道？“
“那你为何……？“杨士奇好奇的看了他一眼道。
杨峥忽然盯着杨士奇道：“杨大哥，请恕小弟说句大不敬的话儿，我永乐年的西洋之行，当真如士林中所言的如此祸国殃民么？“
杨士奇微微一愣，竟不知如何作答，事实上身为三朝老臣，对于永乐年的西洋的壮举，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朱元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从登基之初就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三十年。
“海禁”得以松动，是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儿手中夺取了江山后，疑心自己的侄儿流亡海外，便有了去海外寻常的念头，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
事实上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弊端在于，朝贡贸易，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大明的海上贸易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这种景象与朝廷颇有些好处，可与民间，与各大商家，却没什么好处可捞，眼看着一块大好的肥肉吃不得，其中的苦楚可想而知了，朱棣在的时候，迫于他的威势，以及手段，文官集团也只好集体选择眼不见为净，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可朱棣一死，加上明朝承平日 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让朝廷头疼不已，加上朱棣死后，国力渐渐不支，这盆子脏水自然而然的就泼到了下西洋的举动上。
文官嘴皮子利索，加上天下读书人众多，再者西洋也的确没给天下人带来什么好处，如此一来，人人都言西洋之行的坏处，久而久之，西洋之行就成了读书人嘴里的祸国殃民之举了。